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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围观一群人

更新时间:2024-03-28 18:59:18

一个人围观一群人

一个人围观一群人

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好学生,就是在青春电影里,草草几帧剪辑就能概括的那种,镜头扫过我翻书的侧影,然后定在了主角挺拔的鼻梁上。但就是这么平淡无奇的成长,我也和所有人一样,要靠20年来完成。我学过奥数,身旁的男生边转笔边心算水要多久才能注满池子,我却只能老老实实地对着答案倒推步骤。虽然最后拿了16分吧,可每次上课我都风雨无阻,草稿满满,也算对我爸妈有了交代。

我学过钢琴,学会了把闹钟拨快,把小说放在琴架上单手翻页,也学会了怎么在喝水上厕所的无限循环中打发时间,拖拖拉拉学了十年,考出十级,也算爸妈的钱没打水漂。

我是个特别爱面子的人,容易被眼泪和温情击中,一旦谁对我有期望,我就会尽力满足他的期待——说白了,就是为别人而活。

有次跟人闲聊,说其实自己最感兴趣的是历史,想钻在瓶瓶罐罐、线装古书里不出来。对方是个热血青年,抓着我的手说:“那你为什么不退学,离开这个敷衍的专业,去追求你的梦想?”我愣了一下,反问她:“你知道我跑进这个敷衍的专业,费了多大劲吗?”

是挺没劲的,我就像一个刚从老虎机里赢了两千块钱的新手,把钱攥在手里,不敢再蹚进一场新的赌局。握有很多资源的人可以随便挥霍,哪怕下错了高架口,都可以通过封锁路段来掉头;一无所有的人特别无畏,他们赤着脚随便变道,红绿灯也只是摆设;只有我们这种人,攒钱买了辆车,却开得战战兢兢,离栏杆近一点都怕车被刮花了。

所以我还是跟着大部队,步伐整齐、口号嘹亮地走在据说指向平坦前程的道路上。

你们的黄金时代

上大学后我第一次回家,是搭舅舅的车回去的。舅妈坐在前面给我们剥橙子分鸭脖,大一点的妹妹梗着脖子跟他们冷战,小一点的坐在我膝盖上,兴高采烈地玩游戏。突然间,电台广播从电子合音的国外小众乐队切换到了崔健的《花房姑娘》。舅舅用手指轻轻敲击方向盘,随口说了句:“他一开始就在北大食堂里唱,学生埋头吃饭,也没什么人理他,进进出出,掌声寥寥。一年后他再在大讲堂出现的时候,只能容纳1500人的空间,挤进了3000多人。”我有点蒙了,舅舅一边按喇叭一边继续说:“我也跑到了北京去听,还顺便爬了长城。”

舅妈在旁边掐他胳膊:“是不是跟你们那个系花一起爬的?”

我想起来了,我见过那张照片,当时还清瘦的舅舅戴着一副巨大的黑框眼镜,站在“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牌子下,旁边是穿着长裙、长发披肩的系花。他搂着她,一脸的志得意满,和讲堂里那些年轻人一样热血、躁动,他们都觉得,理想会实现,姑娘也会有的。

我想我终于知道,外婆家抽屉里那些泛黄的苏联小说的读者是谁,那一摞不能再播放的旧磁带的主人是谁,甚至,那沓散落的诗稿的作者是谁。说吧,那段怀揣着文艺梦高唱要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旧时光,它们的失主是谁。

跟舅舅查证,他愣了一下,回头瞥了我一眼,说:“当时没人想进体制内或做生意,那时候谁都想当诗人,想学海子,学崔健,抱把吉他在女生楼下弹一天,给女孩子朗诵自己写的诗。放到现在,早就一盆冷水浇下来了。”我配合地大笑,他拐了个弯,在女儿“烦死啦,你们吵得我没法看动画片”的抗议声中,结束了这个短暂的话题,转而戴上耳机,听今明两天的股票走势。

如今,舅舅成了要刻意控制腰围的中年人,旁边是妻子,身后的女儿们埋头于微信和iPad,她们对崔健一无所知,而他也只是随口跟唱,刻意把尖锐的歌词唱得模糊。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宽大的车厢变得拥挤,20年前那个浑身荷尔蒙、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愤青,和这个关心证券指数、楼盘广告的中产阶层代言人狭路相逢,他们两两相望,他们不曾相忘,他是他深埋地底的火山口,他是他喷薄过后的岩浆岩。

从你们的全世界路过

我喜欢观察人,因为这个世界最迷人的,就是人本身,人身上永远有故事。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寝室成员间都还不熟悉。为了活跃气氛,我提议说,讲一件自己做过的最出格的事。别人的故事都很精彩,甚至惊悚:有人翘掉了高考前的模拟考试;有人18岁生日那天跑去蹦极;有人深更半夜喝醉了,和男友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高唱《好汉歌》。收到最多好评的,是一个北京女孩的彪悍青春——她为了和韩国“欧巴”偶遇,恶补一个月韩语,同时做了好几份兼职,终于在高考完的第二天,搭上了飞往首尔的班机。她操着磕磕绊绊的韩语,居然也有惊无险地在异国待了一个月。在那个月里,她一边搜寻韩剧里出现过的梦幻场景,一边追踪韩星,留下了一堆胜利的合照。

但也有特别丧气的人。譬如一个来自偏远农村的,10月份就早早套上了高领毛衣的女生。她思索了好一会儿,摊开手说:“我没有。”室友们理所当然地嫌她装,还有人相互耳语,空气里捕捉到的关键词是“乡下人”“有心计”“复杂”。我坐在床上,两条腿晃荡在半空,想靠这无声的举动缓解一下尴尬气氛。那女生无从辩驳,只能低头沉默,有人用被子蒙住脑袋,闷闷地吐出一句“没劲,先睡了”,也有人转过身去,跟男友发短信,我猜那短信里,一定有对这场戛然而止的夜谈的吐槽。

我牵起嘴角朝那女生笑笑,然后起身去了洗手间。没想到她悄无声息地跟了出来,在我搓洗满手肥皂沫的时候,她轻轻地说:“你知道吗,这是第一个,我没有回答上来的问题。”我愣了愣,只能用那些轻飘飘的话来宽慰她,我说不要紧的,大家就是说着玩,我说以后慢慢熟了就好了,我说你别放在心上,早点睡吧。

可我爬上床后,翻来覆去,脑子里却满是水流的哗哗声,还有那句底气不足的“这是第一个,我没有回答上来的问题”。我们高喊着“不要生存,只要生活”,可她光是活着,就已经竭尽了全力。

第二天我跟那个北京女孩一道吃早饭,排队买鸡蛋灌饼时,我吞吞吐吐地说,要不以后对那个农村姑娘好一些,她毕竟生活的环境封闭,经历单薄,到了上海多少有些不适应。北京女孩正盘算着要加培根还是热狗,她翻了个白眼:“她怎么就苦了?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我从高二起,就没用过他们的钱。我的生活费、学费,都是自己打工挣来的。可是你看,我有成天摆出一副苦瓜脸吗?”刹那间我不知道该答什么。

我想,我大概没有权利或能力去评判这两种人生。我能做的,是用眼睛记录这一瞬,我相信这些记录会像popstar游戏那样,层层相叠,霎时消除,然后就能蹦出全新的世界来。

这可能就是我写作的原因。有时世界像田径跑道,有人致力于奔跑,有人就想晃荡到终点,我则是那个拿着相机的人。我迷恋曲径通幽的人性,和它偶尔泄露出来的那点秘密。我迷恋那些人性中的不光彩和不服输,那些表演欲和控制欲,那些拆台和成全,伟大和委屈。我想,记录本身,就意味着质疑和反抗,就意味着从“心灵鸡汤”的勺子里跳出来,从描绘的甜腻未来中跳出来,跳到这个五毒俱全却又清澈见底的世界里。

我们就这样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只是有时,我说有时,我会低头分辨泥潭里的足印,从陷下去的码数里,猜中世界随手赠予的一点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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