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洲与爱娜的分别是在四十七年前，那时她们还是绍兴鲁迅小学三年级的同学。然而，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传播到她们所在的古城。虽说上课还在断断续续地维持，但只要是报刊有重要社论发表、或有最新最高指示问世、或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社会动态、或有……已经是红小兵的余洲和爱娜她们所有同学，都得闻风而动上街游行。
那一次学校又要组织游行了，头天在教室里有老师通知：“明天所有同学都要统一着装，即一律蓝裤子配白衬衫。另外，每人都得手持红缨枪。”
蓝裤子、白衬衫不难办到，各家各户的家长早就习以为常地常备不懈。但红缨枪的配备就不容易了，一时间各个杂货店的白蜡棍、竹竿子、甚至拖把（也是要用它的把柄）都被抢购一空，因为那都是制作红缨枪的主要部件。有的孩子匆忙之中还有把竹质的蚊帐架子拆下来锯断的，毕竟这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么。有了枪杆子之后，再做一个木头的枪头子装在枪杆的顶端，枪头子油漆成白色或正宗银色的。杆子上先裱糊一层白纸，白纸上再用红纸条缠绕。红缨子则基本是用红纸条做成，个别也有用白纱纤维染红而成的。
可是，第二天的游行恰遇天公不作美，不大不小的降雨淅淅沥沥了整整半天。一个上午的游行结束，余洲、爱娜等全班同学都被淋了个落汤鸡不算，从红纸头包括染红的纤维上浸渍下来的红色颜料还把所有的白衬衫统统染成了花里扒拉的红衬衫。这就为原本满大街的红海洋又增添了几分壮观。
只是不久后，文革的邪火眼看着就要烧到余洲家里来了，余洲一家不得已只能转场到了位于福建建瓯的地质单位暂避祸害。
转入建瓯的小学校后，那里的情况也是边革命边学习，余洲依然还是红小兵革命队伍中的一员。除了隔三差五还要象征性地接受一点点课堂教育之外，红小兵的革命活动似乎占据着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余洲到福建后保持着与爱娜的通信，余洲向爱娜表述的她的红小兵生涯是：
由于建瓯的师生只说当地方言，余洲无法与他们沟通交流，更难以随着他们一起上街从事革命行动。因此，只要是不上课的间隙，余洲就都会去父母所在的流行普通话的地质单位，都会在那里用国语发挥革命小将应有的作用。余洲会用标准的普通话，不厌其烦地向大人们宣读并传授毛主席语录；她还会载歌载舞教授长辈们演习跳忠字舞。有一次，地质队要上演活报剧——不忘阶级苦，余洲主动请缨，担任领唱。
在地质队颇具规模的大礼堂里，在济济一堂观众的注目下，一个稚嫩的女生如泣如诉，那就是余洲在领唱：“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怨伸……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一名由男性地质队员扮演的长工躺在一旁的木板床上，先是演绎由病态而吐血、继而在装扮成活阎王状的地主老财逼迫下，长工命赴黄泉。“不忘那一年……地主闯进我的家……狠心强盗抢走了我的娘……”余洲的咏唱委婉凄凉，引导着身后的扮演者假戏真做，现场气氛真正是悲愤至极、群情激昂。
等到地质队进入到抓革命促生产且将内斗暂歇时，余洲一家这才从福建搬回浙江的长兴。但即便是到了长兴，余洲的红小兵身份依然没有蜕色。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她都会带领整幢楼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挥舞着语录高呼“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祝副统帅身体健康！”。今天的一天要怎么过？他们会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背诵毛主席语录；今天的一天过得怎么样？他们还会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背诵毛主席语录。可以毫不夸张地这么说吧，身为红小兵的余洲当时对于语录的熟识程度，简直是堪比语录作者本人都还要运用自如和记忆深刻了。
现在想想，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真是往事如烟、情感纷繁啊！
